国家统计局披露，8月70个大中城市中，新建商品住宅(不含保障性住房)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4个，其中郑州涨幅最高，达5.6%，上海、南京、合肥、无锡等热点城市涨幅则超过4%；北京、杭州、厦门、济南、武汉等涨幅则超过3%。很明显，房价上涨已彻底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线城市，热点城市正上演轮番领涨。此背景下，杭州继厦门之后，也在9月19日重启限购。

    热点城市房价缘何上涨？首要乃广义货币和信贷供给依然偏高，在实体经济复苏缓慢之下，资金“脱实入虚”，涌入已然金融资本化的房地产市场。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所言，“货币供应过多了，不是带来物价的上涨，就是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”。

    其次是热点城市在库存去化周期短的前提下，土地供应未能跟上，于是“地王”频现，“面粉贵过面包”，房价上涨预期随之被推升。

    再者，民众正规投资渠道偏少，股市估值高、银行理财为富人做“嫁衣”流向结构性产品，令居民再度选择房地产这种十余年屹立不倒的投资途径，将房产金融资本化。此外，房地产复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稳增长，房价上涨也令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获利，以及银行获得风险极低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，很难让决策者壮士断腕。

    然而，在房地产过热与房价过高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面前，土地财政显得十分短视，稳增长是否需要如此依赖房地产，也值得商榷。

    最明显的莫过于挤出效应。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成本环境，今年以来即出现华为将部分机构搬出深圳，以及昆山等地制造业因高房价撤出。以刚刚宣布限购的杭州为例，2009年、2010年前后在温州等炒房团拉动下，杭州乃至整个浙江房价飞速上涨，资金脱实入虚；而在2011年后，由于房价下跌，炒房不赚钱，浙江不少民间资金开始回归实业，这几年也就成为杭州实体经济发展黄金时期。

    房地产过热亦将阻碍经济转型进程。一方面，房地产金融资本化后，大量居民投资涌入，住房贷款占比过多后，不仅抑制了居民消费，且对金融系统带来潜在风险；同时，随着房价飙升，创业、生活等成本水涨船高，对新经济的发展构成不利因素。

    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大城市高房价令不少企业被迫外迁的同时，也“逼走”了部分年轻人。因为房价飙升之后，高房价成为了年轻人进入大城市最主要的门槛，而持续的人口净流入，尤其是高素质年轻人的净流入，无疑是一座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因素。很明显，企业因为地价和房价过高而被迫规模式地离开某座城市，以及高素质年轻人因对大城市房价过高而被迫逃离，那么对这座城市经济发展而言，其负面影响非“土地财政”收益可以弥补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房地产作为中国近十几年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，其使命已经完成，房地产行业也早已面临整体过剩局面。换言之，中国经济转型大局之下，不能再依靠房地产拉动，经济与财政等对于房地产的依赖，要尽快摆脱。

    至于货币宽松和土地供给等原因造成的热点城市房价飙升，不仅要采取限购、限贷等抑制需求的手段予以控制，对信贷增速过高需采取谨慎清醒的态度，并拓宽居民正规投资渠道、适当增加土地供应，以及加强住房租赁市场建设，这些都是可取之策。